从“男子”变成“男孩”拯救一个母亲的故事。母亲在故事中更像是一个处处依赖于“丈夫”的角色（无论是经济还是决策），然而这个“丈夫”变成了一个“天才儿子”。传统印象中，“孩子”如同“女性”，在支配性男性气质眼中，它们都属于“弱化”的形象，但这里的“男孩子”却充当了支配性男性气质所有的特质（冒险、理性、智谋、勇敢），去除了“弱化”特质（而他弟弟就是传统的需要被照顾的“弱化”男孩）。可当他生病死去后，母亲生活一下塌了，但也在“儿子”遗留的录音和书下，在刺杀的过程逐渐成长，最后勇于抵抗警长家暴（警长是典型美国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代表：暴力，直男癌）。故事结尾表面是一个女性成长并反抗男性（男权）的故事，实则其暗含的意思是在男性的引导下，帮助女性成长和反抗。结局看起来很女权，但实则仍逃不出男性控制和男权框架6/10。处女作就自觉塑造了布列松式冷漠面孔的表演指导，弗雷迪把青春浪费在攒彩票和骑摩托招摇过市，要不然就参加乐队的排练，他和母亲一样根本不考虑未来，在两人首次交流的片段，母亲光顾着看非洲爆发传染病的电视新闻发表评论，却不回应弗莱迪的表情，有两次他靠踢砖墙发泄怒气，杜蒙认为这些肢体细节比话语更能描绘故事，在弗莱迪和女友搭乘升降机一场戏，他拥抱时比说话距离更近、表现更热情，俯视城郊的远景将天地分割开来，成为影片唯一包含希望的场景。最终杜蒙的关注点落在种族看法上，白人永远不自知地侮辱移民、把外来者赶出他们的生存空间，弗莱迪把积攒的暴怒宣泄到想搭讪女友的阿拉伯青年身上，结尾被一名警官告知青年已死，窝在椅子里的弗莱迪缓缓抬头瞥以确认的眼神，手臂留下明显抓痕，他并没有露出残酷的神态，显示出冰冷疏离的气质。多年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儿的沙基布，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工人。几年前，一位聋哑妇女拉丹走进他的生活中，让他慢慢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沙基布现在工作所在的建筑工地是一部电影的取景地。为了参演这部电影，他不顾一切代价寻求机会并得到了一个角色。拉丹知道这件事后，来到了沙基布的工作场所乞求庇护。然而，拉丹的到来却很可能毁掉他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