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伯韬的这种见解被后来大多数的学者所沿袭，成为“定论”。就“谴责”杜威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来看，陶行知在晓庄时代发生了某种思想上的“转变”，戴伯韬的意见是值得倾听的。立足于这个“定论”，学界对杜威与陶行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论述，他们在教育理论上究竟有何交叉点呢？我想来思考一下。
如上所见，杜威在中国所论述的“平民教育”之内容，带有演讲性的特征，是极为平易的东西。
但是，从几种文献来看，可以完全肯定，邀请杜威的南京教育人士，他们所谋求的实际上并非“教育哲学”之类，而是一线教育的具体内容，即教育经费、学区制、职业教育、教育观察、跳级制、义务教育等（《南京教育界人员与杜威先生之问答》，1919年）。
这一点与陶行知不同。陶行知是通过教育“实践”来追求“理念”，同时在杜威那里谋求与“实践”相连的“理念”。
陶行知早在1919年就应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比陶行知大七岁）的要求，为《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撰写了《教学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