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文学选本是出于欣赏或研究的目的，它们对文学作品经典性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诗经》是春秋时代编辑而成的诗歌总集，《楚辞》编辑于汉代，此后，历代皆有诗歌总集和选本问世。散文编纂的历史也同样古老，先秦时期，《尚书》《春秋》及策士文献等就已经被收集和传播，尤其是策士文献，是供揣摩和模仿用的。及至南朝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其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有意以内容和形式的美感区别于经史著作，是文学性很强的选本。《文选》之后，历代皆有各种形式、各种标准的文学选本。这些选本虽然取舍尺度和趣味并不相同，对具体作品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但它们在确认作品价值方面，有着更高的专业水平，也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力。一个好的选本，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和倾向应该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它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些受众群体、某种美学观念的共同抉择。口头传播也能为文学作品赢得广泛的声誉，尤其是那些雅俗共赏的作品。《集异记》载，唐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于旗亭饮酒，遇伶人会宴唱曲，三人云：“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结果，王昌龄以数多、王之涣以质优取胜。又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广也。”可见，王昌龄、柳永的作品，首先就是在市井的口头传播中获得声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