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形态也随之得到确立。在那不勒斯王国完全独立前的十多年里，皮埃特罗·加诺内(1676—1748年)出版了《那不勒斯王国的民史》。研究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的历史学家越来越相信，需要将伟大的古典作家与当前的政治需要相结合。穆拉托里和加诺内为了满足各自服务的主权的迫切需要，被动地发展出一种新的、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形式。穆拉托里在与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将埃斯特王朝的历史歪曲为源自更伟大的德国家族，特别是圭尔夫家族，强调埃斯特家族在阿尔卑斯山两边的威望。加诺内关注的是如何撰写那不勒斯历史，为那不勒斯摆脱教皇的直接控制、成为独立王国提供论据。两位学者坚持使用明显的证据，对历史写作的科学性演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们讨论的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也就再次模糊了文化史和权力史之间的界限。
威尼斯
像穆拉托里和加诺内这样在强权政治结构中工作的历史学家还有保罗·萨尔皮(1552—1623年)，其代表作《特伦特宗教会议史》在1619年被偷偷带往伦敦首次出版。萨尔皮代表了学者中的主流想法，即可以获得重要的一手资料，将才华服务于所在的国家(对萨尔皮来说就是威尼斯共和国)。萨尔皮与维柯和穆拉托里一样，担任过官方职务，是威尼斯的史官和档案顾问；他也像穆拉托里和加诺内那样，研究背后有明确的政治议程：证实威尼斯共和国完全独立于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主张，这一观点随着1606年教皇对威尼斯施加禁令而变得尖锐。萨尔皮的职业生涯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形式(始终坚持所谓中立证据的价值)与利用研究成果满足国家(无论是王国还是共和国)需要之间的联结。到了19世纪，暗杀阴谋的对象萨尔皮、遭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伽利略，还有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的乔尔丹诺·布鲁诺，都被统一的意大利复兴运动反教权意识形态奉为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殉道英雄。萨尔皮是一位典型的善于辩论的学者，受到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持和保护，他在服务于公开政治目标的同时，也推动了历史写作要有科学依据的观念，他的出版作品成为威尼斯特色崇拜的典范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