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统一时期，总的趋势是大为削弱： “侨姓”早已没落， “吴姓”逐渐衰败， “虏姓”也非昔比，山东“郡姓”亦“累叶陵迟”或“全无冠盖”。另一方面，由于唐太宗推行扶植军功地主的政策，出现了一批“新官之辈”。既然新官与旧族发生升降、浮沉，那么统一谱牒，重新修订，就需进行甄别盛衰的工作，剔除一批衰宗落谱，补进一批当代新门。这有下列事实做证。据有的学者研究，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残卷，逸十九郡一百三十二姓，“把它和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中所列举的贞观氏族即郡姓来对校一下，发现出入较大。”说明贞观八年条举郡姓残卷，并非《大唐氏族志》残帙。既然两者出入较大，说明前者作了较大的订正。其主要原因是，高士廉纯从旧姓氏族条举，而唐太宗则主张以当世官爵作为标准，故贞观十二年颁行时必经一番筛选，剔除了一些衰宗落谱，并加进一批“新官之辈”。这样，后者尽管是以前者为基础修订的，但并不完全吻合。如后者至少比前者减少了一百零五个郡姓。
唐初索谱面向全国，就有互相比较，彼此衡量的余地。唐太宗选择熟悉全国各自地区族姓的士族官员担任这项工作，正是体现了他统一全国谱牒以甄别盛衰的政治意图。如高士廉是山东地区的渤海著姓，出自累世公卿家庭；韦挺为关中首姓甲门；岑文本为江南士族；令狐德菜是代北右姓，四人分工合编，以便于对四面八方的士谱进行统一排比。